朝露辞

他们说我出生在霜冻的清晨，产房窗外结着一层薄冰，冰纹如蛛网般向四周延伸，

每一道纹路都仿佛预示着某种命运的走向。父亲没来——他前一夜在城西的酒馆与人争执，

被带到派出所醒酒。母亲在麻药消退后的阵痛中盯着我看了很久，护士小姐抱我去吃奶时，

她突然伸手，指尖轻触我的脸颊。最后说：“这孩子眼睛太亮，怕是不好养。”她是对的。

这双过分清亮的眼睛，在之后的岁月里，总是映照太多不该看见的东西。

愤怒、谎言、被压抑的哭泣，以及那些在黑暗中悄然滋长的失望。

我最早的记忆是一面碎掉的梳妆镜。三岁那年的冬至夜，空气冷得像是能割裂皮肤。

父亲醉酒回家，带着一身劣质白酒和陌生烟草的混合气味。母亲把我塞进被窝，

在我耳边急促地说：“闭上眼睛，数数，数到一百。”然后她关掉灯，护着我躲进卧室。

门外先是沉默，那种紧绷的、令人窒息的沉默，接着是玻璃碎裂的声音，清脆得像骨头折断。

然后是压抑的哭泣，不是嚎啕，而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被手掌捂住的声音，

像受伤的动物在洞穴里的呜咽。第二天清晨，我从门缝里看见母亲跪在地上，

一片片拾起镜子碎片。冬日的晨光斜射进来，在积着灰尘的水泥地上画出一道苍白的矩形。

每一片碎镜都反射出一个扭曲的世界。

母亲的侧脸分裂成无数悲伤的局部 一只布满血丝的眼睛，半张紧抿的嘴唇，

一缕散落的头发，指尖上凝结的血珠。我在其中看见自己惊恐的眼睛，

它们被分割、复制、变形，在那些尖锐的三角形和菱形里，我变成了陌生的存在。

母亲拾得很仔细，用扫帚先扫大块，再跪下来用手指拈起细小的碎屑。她的动作很慢，

仿佛在进行某种仪式。最后她用旧报纸把所有的碎片包好，在垃圾桶前停顿了一下，

还是扔了进去。那声闷响，是我对破碎最初的理解。父亲的爱是间歇性的，

就像我们这座北方小城的春天。你以为它来了，一夜之间桃花满枝，

第二天却又可能落下一场倒春寒，把所有的花瓣冻成褐色的眼泪。清醒时，

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父亲。他会把我举过头顶，让我摸到斑驳的天花板，

用刚长出的胡茬扎我的脸，讲他年轻时徒步穿越秦岭的故事。“那时候我才十八岁，

”他的眼睛在回忆中变得明亮，“背着一个军用水壶和五个馒头，在山里走了七天。

夜晚的星空啊，低得像是伸手就能摘下一把。”他描述山谷里的雾气如何像牛奶一样流淌，

清晨的鸟鸣如何唤醒整座森林，偶遇的守林人请他喝自酿的蜂蜜酒。那时的他手掌宽厚温暖，

掌心有常年劳作留下的茧，抚摸我头顶时有种粗糙的温柔。可酒精一入喉，光明便消失了。

酒后的父亲会变成另一个人，眼神涣散，言语含混，有时候暴怒，有时候哭泣。

他哭的时候最让人害怕。一个高大健壮的男人蜷缩在墙角，肩膀剧烈地抖动，

发出受伤野兽般的呜咽，念叨着我听不懂的话。

“完了……都完了……我对不起……”对不起谁？对不起什么？我不知道。

母亲会示意我回房间，然后坐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等他哭累了，沉沉睡去。

她会给他盖上毯子，收拾满地的酒瓶和烟蒂，动作机械而熟练。十二岁生日那晚，

父亲难得清醒地回家，手里提着一个燕子形状的风筝。“今天天气好，”他说，

“晚饭后爸带你去河堤放风筝。”那只风筝是浅蓝色的，翅膀上用金线绣着云纹，

在昏黄的灯光下闪闪发光。我整个晚饭时间都在偷偷看它，想象它在空中飞舞的样子。

母亲做了四个菜，还买了一个小小的奶油蛋糕，插着十二根彩色蜡烛。父亲喝了一瓶啤酒，

脸色泛红，但眼睛还算清明。他讲起风筝的来历，是厂里一个老匠人手工做的，

竹篾削得极薄，宣纸裱了三层，“能飞得比云还高”。变故发生在第二瓶白酒被打开之后。

母亲从柜子里拿出那瓶待客用的酒时，我就该警觉。父亲喝白酒时从不满足于一杯。

但她只是犹豫了一下，还是打开了瓶盖。酒倒入杯中的声音，像某种不祥的预言。

父亲开始喝酒，话变得多起来。但不再是关于风筝和星空，而是关于厂里的不公，

关于年轻时的抱负如何被现实磨平，关于那些“狗眼看人低”的领导。

母亲小心翼翼地问：“孩子还等着放风筝呢。”他像是没听见，仰头又灌下一杯。终于，

他起身时带倒了椅子。木椅撞击水泥地面的声音在狭小的客厅里回荡。

他摇摇晃晃地走向门口，一脚踩在了风筝上。竹篾断裂的声音清脆得令人心悸，不是一声，

而是一连串细碎的、噼啪的断裂声，像小型骨骼在重压下依次折断。我呆立在原地，

看着那只浅蓝色的燕子在他脚下变成一堆破碎的竹片和撕裂的宣纸。父亲低头看了看，

嘟囔了一句“什么东西”，继续向外走。门在他身后重重关上。那晚我蜷缩在衣柜里，

那是我多年来的避难所。柜子里有母亲放置的樟脑丸和干燥的薰衣草袋，

混合成一种奇异的气味，像是记忆本身的味道。透过柜门的缝隙，我看见母亲收拾餐桌，

擦拭地上的酒渍。她先是用抹布擦，然后跪下来用指甲抠掉渗入地砖缝隙的污迹。

台灯的光从侧面照过来，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长得足够覆盖整个童年的昏暗。

她的动作很轻，生怕吵醒什么，或是惊醒什么。收拾完后，她没有开大灯，就坐在昏暗里，

看着窗外漆黑一片的夜色，坐了许久。月光偶尔从云层里透出来，

在她的侧脸上镀上一层银色的边缘，使她看起来像一尊悲伤的雕塑。初中开始，

我学会用沉默包裹自己，像昆虫分泌某种物质将自己包裹成蛹。学校在城东，

需要穿过两条街和一个菜市场才能到达。每天早晨，

我背着沉重的书包走过那些熟悉又陌生的街道。

早点摊上升腾的蒸汽里混杂着油条和豆腐脑的气味，菜贩子们用粗哑的嗓音吆喝，

自行车铃声清脆地划过潮湿的空气。这一切都与我隔着一层透明的膜 我能看见，能听见，

却无法真正参与。同学们谈论动漫、游戏、周末的聚会和懵懂的情愫时，我只是安静地听着，

像是观察另一个物种的语言和行为。我的世界里只有书本和无穷尽的安静。

历史书里朝代的更迭，地理书里远方的山川，数学公式严谨的美，这些成了我的避难所。

我在其中找到一种秩序，一种可以预测的因果关系，

与家中那种随时可能爆发的混乱截然不同。母亲那时候已经很少说话，

她在一家纺织厂做质检员。工厂在城南，每天要坐四十分钟的公交车。她清晨六点出门时，

天往往还没完全亮，路灯在晨雾中晕开一团团昏黄的光。晚上回来时，

她总是带着一身疲惫和细小的线头，那些线头会粘在她的头发上、毛衣的纤维里，

甚至睫毛上。我会帮她摘掉，她则闭着眼睛，像一只温顺的动物接受梳理。

我们的晚餐通常很简单：一盘炒青菜，一碗米饭，有时加个鸡蛋。

吃饭时只有碗筷碰撞的声音。饭后，我们会各自占据房间一角，她缝补衣物，我写作业。

台灯的光圈把我们各自笼罩，像是两个互不干扰的星球。

唯一的交流是递东西时指尖短暂的接触，一管胶水，一把剪刀，一杯温水。

她的指尖总是微凉，皮肤因常年接触布料而有些粗糙。

那些短暂的接触像暗夜里偶然交汇的流星，转瞬即逝，却带着某种确认彼此存在的温度。

寂静在我们之间生长，像一层透明的膜，越来越厚，越来越坚韧。它隔绝了声音，

却放大了每一次呼吸的颤抖，每一次翻书的窸窣，每一次针线穿过布料的细微声响。

在这种寂静中，我学会了倾听那些未被说出的部分。母亲叹息中未尽的遗憾，

她凝视窗外时眼中的茫然，她抚摸父亲旧照片时手指的颤抖。十六岁那年秋天，

父亲彻底离开了。那是一个寻常的傍晚，天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却始终没下下来。

空气中有种黏腻的湿度，让人呼吸困难。晚饭已经凉透，父亲没有回来。

母亲盯着桌上的饭菜，红烧茄子已经凝出一层油膜，米饭也失去了热气。

母亲突然说：“也好。”语气平静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然后她开始收拾，

把菜倒进垃圾桶时没有任何犹豫。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她，她回头对我笑了一下，

那个笑容很浅，像水面上瞬间消失的涟漪。那天夜里，我听见她房间传来压抑的啜泣。

不是号啕大哭，而是那种被枕头捂住的声音。细若游丝，却持续了整夜，

像雨天传来的、连绵不绝的雨声。我躺在床上数着那些细碎的声音，直到天边泛白。

第二天她眼睛红肿，但做了丰盛的早餐，煎了三个鸡蛋，热了牛奶，

甚至从柜子深处找出半瓶草莓酱。吃饭时她哼起了歌，一首多年未听的老歌，调子有些走音，

但她哼得很认真。阳光从厨房窗户照进来，在她花白的头发上跳跃。我忽然明白，

有些人的离开不是灾难，而是解脱。即使这解脱带着锯齿状的边缘，

会划伤所有与之接触的事物。高中是我第一次试图拼凑自己。学校是市重点，

红砖墙上爬满了常春藤，秋天时会变成火焰般的红色。我选择了住校，周末才回家。

寝室里另外三个男生来自不同的背景，一个父母都是医生，说话总是带着谨慎的优越感。

一个是农村考出来的，每天学习到凌晨。还有一个热衷于篮球和流行音乐，床头贴满了海报。

我与他们保持着礼貌的距离，像不同轨道的行星，偶尔交汇，更多时候各行其道。

我疯狂读书，不是出于热爱，而是出于一种近乎自虐的需要。

需要用知识的重量来压住内心那些飘浮的碎片。成绩冲到年级前三，

语文老师尤其欣赏我的作文，总是当作范文在课堂上朗读。

他说我的文字里有“超越年龄的沉重和敏锐”，建议我多写些阳光的内容。他不知道，

我的阳光早被切割成碎片，散落在无数个昏暗的夜晚、破碎的镜面和踩烂的风筝里。

我写出的每一个阳光的句子，背后都拖着长长的阴影。唯一真实的光亮来自图书馆的窗户。

那是一栋老旧的红砖建筑，窗户是木框的，漆皮剥落，露出底下浅色的木头。下午四点，

夕阳会准时穿过窗棂，将书架、桌子和读者的侧脸染成温暖的金色。

我总是坐在靠窗的第三个位置，那里光线最好，也能看见窗外那棵老槐树四季的变化。

我在那里遇见了林默。她总是比我早到，坐在我对面的位置，

读一些冷门的诗集：辛波斯卡、茨维塔耶娃、保罗·策兰。她的笔记本很特别，黑色封皮，

内页的空白处画满了细密的花纹：缠绕的藤蔓、几何图案、眼睛的形状。她写字时很专注，

眉头微蹙，偶尔会用笔尾轻轻敲打下巴。我们的交流始于一张夹在书里的纸条。

那天我借了一本辛波斯卡的诗集《万物静默如谜》，翻到《一见钟情》那页时，

发现一张淡蓝色的便签纸。上面用娟秀的字迹写着：“他们彼此深信，

是瞬间迸发的热情让他们相遇。这样的确定是美丽的，但变幻无常更为美丽。

——你也喜欢辛波斯卡吗？”我抬头，看见她正看着我，

浅褐色的眼睛里有一种试探性的笑意。

我在便签背面写下：“喜欢她看待世界的角度——既亲密又疏离，既温柔又锋利。

”把书推还给她。她看完，笑了。眼角有细细的纹路荡漾开来，

像石子投入平静水面产生的涟漪。“我是林默。”她说。“沉默的默？”“嗯。但我父母说，

是‘墨水的墨’，文人墨客的墨。”从那天起，我们成了图书馆的固定搭档。每天下午四点，

我们会默契地出现在老位置，她读诗，我写东西，偶尔交换笔记。她的字迹清秀有力，

我的则潦草随性。我们在彼此的笔记本上留言，讨论刚读到的句子，分享琐碎的观察。

图书馆管理员新换的眼镜，窗外槐树上新筑的鸟巢，雨天玻璃上蜿蜒的水痕。

林默来自一个完整而温暖的家庭。父亲是中学历史老师，母亲是儿科医生。

家里有整整一面墙的书，周末常有父母的同事朋友来访，客厅里总是充满茶香和讨论声。

“有时候我觉得太吵了，”有一次她说，“完美得让人窒息。

”她对破碎的事物有种近乎痴迷的理解。她说：“完整的东西往往虚假，

像是精心布置的舞台。破碎才接近真实。你看那些出土的陶器，断裂处露出里面的胎土，

那才是它真正的质地。”她喜欢收集破碎的东西：一片有裂痕的琉璃瓦，一只缺口的瓷碗，

一本散了线的旧书。“它们经历过断裂，却依然存在，”她说，

“这种存在本身就有一种尊严。”我们会在放学后留在空荡荡的教室。

夕阳把黑板染成橙红色，粉笔灰在光束中漂浮。她读诗，我写东西，偶尔交谈，

更多时候是安静的陪伴。她读辛波斯卡的《墓志铭》。“在此长眠着一个旧派的女人，

像个逗点。她是几首诗歌的作者，大地赐予她永久的安息。尽管她不属于任何文学流派，

她的坟墓没有豪华的装饰。除了这首小诗、牛蒡和猫头鹰、路人啊，

请你从背包里拿出计算机，思索一下辛波斯卡的命运。”读到这里，

她抬起头：“你觉得什么是‘旧派’？”我想了想：“也许是不愿意被归类，不愿意被简化。

保持复杂，保持矛盾。”她点头，眼睛亮起来：“就像你。”“我？

”“你身上有一种未完成感。不是缺陷，而是一种可能性。”那是第一次，

有人让我觉得自己的破碎不是缺陷，而是一种独特的语言，一种尚未被完全解读的文本。

高考前三个月，母亲查出子宫肌瘤。电话是邻居打来的，说母亲在菜市场突然腹痛倒地。

我请假赶去医院，在走廊里看见她躺在担架床上，脸色苍白如纸，

看见我时却努力挤出一个笑容：“没事，老毛病。”检查结果出来：肌瘤很大，

需要立即手术。医生谈话时用了很多术语，我只记住“良性”和“尽快安排”。手术那天，

我在医院走廊里坐了六个小时。手里拿着英语单词本，

但那些字母像黑色的蚂蚁在纸面上爬行，无法组成有意义的词汇。

走廊里的日光灯发出嗡嗡的低鸣，消毒水的气味浓得化不开。护士推着器械车来来往往，

轮子与地面摩擦的声音规律而冰冷。林默是在下午三点出现的。她应该刚下课，

书包还背在肩上，额头上有一层细密的汗珠。“我请假了，”她说得很简单，

然后在我身边坐下，什么也没说，只是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很小，手指纤细，

掌心却温暖而干燥。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直在冰面上行走，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而她是远处唯一的灯火。我想说些什么，喉咙却像被什么堵住了。

她轻轻捏了捏我的手：“会好的。”母亲的手术很顺利。术后恢复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