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递来我的一根白发

卷他递来我的一根白发医科大博导×装傻地主少爷｜民国甜虐权谋文民国十七年的雨水，

好像是从天上直接泼下来的。连绵不绝，阴湿入骨，把徽州一带的青石板路泡得发暗，

把人心底那点热气，都泡得凉透。我睁开眼的那一刻，最先闯入视线的，

不是实验室里冷白的无影灯，不是电脑屏幕上跳动的基因序列，

也不是我带了三年的博士生递来的论文初稿。而是一张放大到几乎贴在我脸上的少年面孔。

浓眉，大眼，鼻梁挺直，下颌线干净利落，

是那种放在任何时代都能惹得姑娘们偷偷回头的好相貌。可偏偏，他咧嘴笑得又憨又傻，

嘴角挂着一点亮晶晶的口水，眼看就要滴到我脸上。“媳妇醒了！”他声音又亮又脆，

像个得了糖的孩童，“媳妇睡了三天，饿不饿？”我浑身酸痛得厉害，

骨头像是被人拆过又胡乱拼回去，每动一下都牵扯着钝重的疼。

我强撑着抬眼打量四周——粗布帐子发黄发硬，土墙斑驳，木窗关不严实，

风一吹就吱呀作响，墙角蹲着一只豁了口的土陶罐，里面插着几根早已干枯的野草。

这里不是我的实验室。

不是我待了整整十年、从本科读到博士、再一路冲到医科大最年轻博导的地方。我二十九岁，

国家重点实验室负责人，手握三项国家级课题，发表SCI论文破百篇，影响因子累计过百，

带出来的博士生，毕业年龄最小的二十八岁，人人都是行业里抢着要的顶尖人才。

我不该出现在这种地方。更不该，对着一个看起来只有七八岁心智的少年，

听他一口一个“媳妇”。记忆碎片猛地扎进脑海。那天也是下着这样的细雨。我在渡口等船，

送走最后一个实习归来的学生，转身时脚下一滑，身体不受控制地往江里倒。江水冷得刺骨，

像无数只手从水底伸上来，死死拽着我的脚踝，把我往无边的黑暗里拖。冷，痛，窒息。

再之后，就是眼前这个傻小子。“媳妇。”他又小心翼翼地叫了一声，像是怕吓着我，

然后慢慢从身后捧出一小块用油纸包着的东西，递到我嘴边。是桂花糕。

已经被压得碎了大半，边缘都塌了，油纸被手心捂得温热，

还沾着一点他身上淡淡的、晒过太阳的稻草味。我下意识伸手接了过来。他立刻蹲在床沿，

一眨不眨地盯着我，眼睛亮得像浸在水里的星星。我咬下一小口，清甜的桂花香在舌尖散开，

他就跟着笑一下，嘴角咧得更大，憨得像只守着食、又不敢自己吃的小狗崽子。

他自己什么都不吃，就蹲在那儿看着我吃，好像光看着，就能饱。“你不吃？”我开口，

声音沙哑得厉害。他用力摇头，小脑袋晃得像个拨浪鼓：“媳妇病着呢，媳妇吃。”我低头，

目光落在他袖口露出的手腕上。细瘦，青筋分明，皮肤下面的骨头格外突出，

手腕上还留着几道浅浅的旧疤，有的像是烫伤，有的像是磕碰，新旧交叠，

看着就让人心尖一紧。我把手里那块碎桂花糕轻轻掰成两半，将大的那一半塞回他手里。

他愣住了。捧着那半块糕，整个人都僵在原地，眼睛一点点红了，鼻尖也微微泛红，

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又像是得了天底下最珍贵的宝贝。“媳妇……”他闷闷地喊了一声。

“嗯。”我应。“你真好。”我没说话。心里只有一片冰冷的荒谬。我是站在医学前沿的人，

是和死神抢时间的人，是一句话就能决定一个课题方向、一群人未来的人。

如今却被困在一个陌生的年代，一间破旧的土房里，对着一个心智不全的少年，

分一块不知道放了多久的桂花糕。可桂花糕是真的香，他的眼睛，也是真的亮。

亮得让我那颗早已被实验数据和论文磨得冰冷的心，莫名软了一下。三天后，

我终于把自己的处境，摸得一清二楚。这里是陈家村，徽州府辖下一个不大不小的庄子。

陈姓是本地大族，祖上也曾出过进士，挂过匾额，只是如今家道中落，

只剩百十亩水田撑着门面。我现在的身份，是李金瑶，陈家长房独子陈泽的童养媳。

而眼前这个天天跟在我身后、一口一个媳妇的少年，就是陈泽。

他七岁那年发了一场要命的高烧，烧坏了脑子，从此心智就停在了七岁，再也没有长过。

他母亲走得早，父亲常年在外行商，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偌大一个陈家老宅，

就只剩两个老仆，一个傻少爷，和一个刚从水里捞上来的我。

老仆陈伯颤颤巍巍把家底一一交代清楚。米缸里还有半袋米，腊肉只剩三指宽，

挂在房梁上风干，菜园子里种着几畦青菜萝卜，勉强够糊口。“少奶奶，

”陈伯搓着粗糙的手，不敢抬头看我，语气里满是愧疚，“少爷他……虽然脑子不清楚，

但对少奶奶，是实心实意的好。全村都知道。”我没吭声。医科大最年轻博导，国家杰青，

手握无数资源的人，如今要精打细算，盘算着一块腊肉怎么能多吊两天，

怎么省着吃才能撑到下一次收成。何其讽刺。我走到院子里，就看见陈泽蹲在门槛上，

笨手笨脚地择菜。一把青菜，被他掐掉了大半把最嫩的菜尖，只留着老叶子，

还一本正经地摆来摆去。陈伯想上前帮忙，被我抬手拦住了。我就站在一旁看着。

他择得格外认真，嘴里还念念有词，把好不容易择好的老菜叶一片片码齐，

摆成一个歪歪扭扭的圆，像是在完成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择完之后，立刻双手捧着，

献宝一样递到我面前，仰着一张干净的脸，眼巴巴等着我夸。“不错。”我淡淡开口。

他瞬间笑得见牙不见眼，整张脸都亮了起来。我接过那堆老菜叶，

弯腰把被他随手扔掉的嫩尖一一捡起来。“这些也能吃，”我轻声说，“以后别扔。

”“媳妇说能吃，那就都能吃！”他用力点头，小眉头皱着，像是在拼命记牢，“我记着了，

一定记着！”我以为他只是随口答应。直到第二天一早。我刚起身，

就看见灶台上安安静静放着一只竹篮。掀开上面盖着的粗布，

里面是满满一篮择得干干净净的青菜嫩尖，每一片都大小均匀，码得整整齐齐，

全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像是被人仔细摆弄过无数遍。而篮底，还压着一张皱巴巴的纸。

上面用灶膛里的草木灰当墨，画着两个歪歪扭扭的小人，一个高一点，一个矮一点，

手牵着手，线条笨拙又认真。我指尖微顿，把那张纸轻轻叠好，收进了袖中。

那是我来到这个陌生世界后，第一样真正想留住的东西。变故来得比我想象中更快，更狠。

清明过后，春雨不停，邻村突然闹起了时疫。起初只是几个人发热、呕吐、浑身无力，

谁也没放在心上，只当是普通的风寒。可不过短短半个月，瘟疫就像疯长的野草，

半个镇子都躺倒了，咳嗽声、呻吟声日夜不停。陈家村连夜封了路，村口设了关卡，

不许外人进，也不许村里人随便出。族长陈九公请了一个又一个大夫，

每一个都是搭完脉就摇头叹气，背着药箱匆匆离开，连方子都不肯多留一张。

死人开始往外抬。从最开始隔日一个，到后来一天两三个，再到后来，抬棺材的声音，

成了村里最常听见的动静。恐惧像一张无形的网，把整个陈家村死死罩住。陈泽不许我出门。

他就堵在院门口，把沉重的木门闩横在身后，小小的身子挡在门前，急得满脸通红，

额头上都冒了汗。“外面不好，”他一遍一遍重复，声音都带着慌，“有人病，会传给媳妇。

媳妇不能去。”“我会看病。”我看着他，平静地说。我见过比这凶险百倍的感染病房，

见过比这可怕百倍的烈性传染病，这点场面，吓不住我。可他不听。他只是固执地摇头，

眼神里全是不加掩饰的害怕。不是怕病，是怕我死。怕我像村里那些人一样，一病不起，

再也醒不过来。我看着那双干净到没有一丝杂质的眼睛，到了嘴边的强硬话语，

终究咽了回去。我没再坚持正面出去。当天夜里，等所有人都睡熟，我从后窗轻轻翻了出去，

摸黑往祠堂的方向走。那里，是村里临时收容病重族人的地方。陈九公正蹲在廊下抽烟，

烟杆一明一暗，映着他满是愁容的脸。看见我突然出现，老人手一抖，烟杆差点掉在地上。

“少奶奶！”他惊得站起来，“这、这不是妇道人家该来的地方，太晦气了，你快回去！

”“我能治。”我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笃定。陈九公愣住了，像是没听懂。

我没给他多余反应的时间，径直走到里面，要了一盏油灯，蹲在一个个病人面前，

仔细查看面色、舌苔、眼皮，手指轻轻搭在他们脉搏上。发热，呕吐，腹泻，起病急，

传染快，症状高度统一。不是鼠疫，不是霍乱，更不是什么鬼神降灾。

以我现代医学的专业判断，这更接近大规模爆发的病毒性肠炎。放在现代，

只要及时补液、隔离、对症支持治疗，死亡率完全可以压到极低。可现在是民国十七年，

没有抗生素，没有静脉输液，没有无菌手套，没有检测设备，

甚至连一口干净能一直烧开的水，都成了奢侈品。我能依靠的，只有一双手，一点常识，

和全村人的命。“我需要盐，需要糖，需要能一直烧开水的干净锅具，”我抬头，

看向陈九公，一字一句清晰无比，“还要把病人和健康人彻底分开，病室要通风，要消毒，

接触病人的人，必须用干净布遮住口鼻。”陈九公拿着烟杆的手都在抖。他磕在青石板上，

三下都没磕准烟灰。“少奶奶……你这些法子，是从哪儿学来的？”我顿了一瞬。总不能说，

我是二十一世纪的医学博导，穿过来的。“书里。”我淡淡答道。他没有再追问。

或许是走投无路的绝望，压过了所有疑虑。第二天，族长亲自带人，

腾出了祠堂后院所有空房，把轻重病人分开安置。全村人家的白糖都被搜集起来，送到灶房，

家家户户的盐罐子都被刮得干干净净。

陈九公甚至把自己珍藏多年、舍不得用的锡酒壶拿出来，找铁匠熔了，打成一排小小的漏斗，

专门用来给昏迷无法进食的病人灌盐水。我手把手，教几个胆子大的妇人煮白布、晒白布，

做成最简单的口罩，教她们用生石灰兑水，喷洒在病室地面、墙角，

教她们怎么区分干净和污染的物品，怎么避免交叉传染。

现代医学最朴素、最有效的防疫手段，在这个落后的年代，一点点铺开。

第一批接受照顾的病人，第三天就停止了剧烈腹泻，精神好了不少。到第五天，

高热渐渐退去，已经能勉强坐起来喝水。消息像长了翅膀，飞快传遍四里八乡。

源源不断的病人被家人抬到祠堂门口，哭着求我救命。我没日没夜地熬在病室里。困了，

就靠在墙根眯上一小会儿；醒了，就继续给病人喂水、喂盐水、擦身、换巾帕。

手上的皮肤被消毒水和冷水泡得发白、脱皮，指甲缝里塞满洗不掉的黄渍，整个人瘦了一圈，

眼底全是红血丝。我早已不是那个坐在明亮实验室里、穿着白大褂、指点江山的博导。

我现在，只是一个拼尽全力，想多救几条人命的普通人。第七天深夜。

我正弯腰给一个发着高烧的孩子换额头上的巾帕，忽然感觉到身后有轻微的动静。我回头。

是陈泽。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摸来的，小小的身子蹲在门槛上，怀里紧紧捧着一只粗瓷大碗，

眼巴巴望着我，眼神又心疼又无措。“媳妇喝。”他把碗递过来。是粥。米粒被熬得稀烂，

绵密软糯，最上头，还静静卧着一只完整的荷包蛋，金黄的蛋黄微微凸起，

香气在冷夜里格外清晰。他把家里唯一一只还在下蛋的老母鸡，杀了。“你怎么来了？

”我声音微哑。他不答，只是固执地把碗再往前递了递。月光从门缝里漏进来，落在他脸上，

我能清楚看见，他脸颊沾着灶灰，指头上多了两道新鲜的烫红痕迹，

一看就是烧火时不小心烫到的。我接过碗，低头慢慢喝粥。粥很烫，也很咸，咸得微微发苦，

像是放了太多的盐。可我一口一口，全都喝了下去。他就安安静静蹲在一旁，

一动不动地看着我，像一尊小小的、忠诚的守护神。等我喝完最后一口，他才伸手接过空碗，

指尖轻轻蹭过碗沿。忽然，他很低很低地开口：“媳妇，你累。”不是问句。是陈述。

我转头看他，他已经低下头，专心致志地抠着碗沿那个缺口，像是在掩饰什么。“我不累。

”我说。他轻轻“哦”了一声，没再说话。那天晚上开始，祠堂后院，

多了一个沉默的小帮手。村里人的话他一概不听，谁指挥都没用。只听我的。我让他烧火，

他就蹲在灶膛前，一声不吭地烧，把火烧得旺旺的；我让他送水，他就提着木桶，

一趟一趟跑，从不喊累；后半夜我实在撑不住，歪在草席上合眼，迷糊之间，

感觉到有一件带着体温的旧衣裳，轻轻盖在我身上。我睁眼。是他。

他蹲在离我两步远的地方，守着门，一动不敢动。月光落在他侧脸上，安静得不像话，

看不清表情，只看得见那道挺直的小脊梁。半个月后。最后一位病人痊愈，走出祠堂后院。

全村活下来的人，全都聚在了祠堂门口。不知是谁先带的头，“扑通”一声跪了下去。

紧接着，第二个，第三个，黑压压一片人，齐刷刷跪在我面前，哭声、谢声混在一起。

陈九公扶着我的胳膊，老泪纵横，嘴唇哆嗦着，

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少奶奶活命之恩……陈家村，世世代代，

都记着……”他话还没说完。人群后面，突然爆发出一声尖利刺耳的喊叫。“她是妖孽！

”声音尖锐得划破夜空。我回头。是陈九公的儿媳，一个平日里看着温顺的圆脸妇人，

此刻整张脸涨得紫红，眼神疯狂，手指直直地、狠狠地指向我。“她一个乡野女子，

大字不识几个，以前连药草都分不清，怎么突然就会治病了？还一治就好！

”“她是妖邪附身！是用邪术惑人！再留着她，全村都要遭殃！”一句话，

像一颗石子投进滚油里。刚刚还感恩戴德的人群，瞬间骚动起来。恐惧，

永远比感恩更有力量。“对啊……她落水醒来之后，

就跟变了个人一样……”“以前痴痴呆呆的，现在什么都懂，

太邪门了……”“肯定是妖魔鬼怪附了身！”“烧死她！烧死妖孽，才能保平安！

”陈九公厉声喝止，可已经压不住人心的慌乱。有人往后退，有人往前挤，

一道道目光从感激变成惊惧，从惊惧变成审视，最后变成赤裸裸的恶意。我站在原地，

没有动。恐慌、指责、咒骂，都伤不到我。我见过比这更恶毒的场面，

见过比这更凉薄的人心。可就在这时，一道小小的身影，猛地冲到我身前。陈泽。

他用自己那副细瘦的身子，死死把我挡在身后，背脊绷得笔直，像一张拉满了的弓。肩膀，

在轻轻发抖。“少爷……你让开，”陈九公急得声音都变了，

“这事不是你能管的……”他不让。一步都不退。那个圆脸妇人见有人撑腰，气焰更盛，

尖声嘶吼：“烧死她！把这个妖孽绑起来烧死！”更多人跟着喊。“烧死她！”“烧死妖孽！

”喊声越来越大，越来越近，像潮水一样涌过来。就在这一片混乱与疯狂里。陈泽，

忽然抬起了头。那一刻，我清清楚楚看见，他的眼睛，变了。

不再是平日里那种憨傻、懵懂、干净的眼神。那是一种极静、极冷、极沉的目光。

冷得像腊月里最深的井水，寒得像淬了冰的刀锋。他目光缓缓从祠堂门口扫过。

每一个被他视线扫到的人，都下意识闭上嘴，连呼吸都放轻。喧闹的人群，瞬间鸦雀无声。

他开口，声音不高，不厉，甚至算不上凶狠。只是很慢，很稳，

像在宣布一个早已注定的结果。“谁敢动我媳妇。”“我就让谁死。”四个字，

轻得像一片羽毛。却重得，压得所有人喘不过气。祠堂门口，静得能听见针落地的声音。

我站在他身后，静静看着他的后脑勺，看着他被夜露打湿的鬓发，

看着他那双细瘦、还在微微发抖的手。他说“让谁死”的时候，手是抖的。他怕。

他怕得浑身都在发抖。可他没有让开半步。那天晚上，陈九公终究遣散了人群。

他没有真的把我绑去烧死。可我看得清楚，老人看我的眼神，已经变了。从最初的感激，

变成敬畏，再从敬畏，变成深深的、藏不住的畏惧。我不在乎。我只是累。

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回到小院，陈泽一声不吭地烧了一大锅热水，兑得不冷不热，

端到我面前。“媳妇洗脚。”我脱了鞋袜，把冰凉的脚泡进温水里，

暖意一点点从脚底漫上来。他蹲在我面前，低着头，一言不发。

屋子里静得只剩下烛火跳动的声音。良久，我轻轻开口：“你今天，不怕吗？”他肩膀微顿，

依旧没有抬头。“……怕。”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怕，还挡在前面？”他慢慢抬起脸。

眼眶红红的，鼻尖也红，像是忍了很久的眼泪，终于要掉下来。“怕媳妇被欺负。

”他看着我，一字一句，认真得让人心疼，“比怕死，还怕。”盆里的水，一点点凉透了。

我看着他，久久没有说话。也是到后来我才知道。陈家的生意，从来不止这百十亩水田。

钱庄，当铺，绸缎庄，还有几条连通南北、隐秘无比的商路，遍布整个江南。

陈泽的父亲常年在外，不是行商，是在避祸，是在守住陈家不能见光的半壁江山。而陈泽。

七岁那年的高烧，不是意外。他也从来没有烧坏过脑子。他只是选择了，装傻。藏起锋芒，

藏起智慧，藏起所有能引来杀身之祸的东西，

安安静静做一个人人都可以轻视、可以欺负、可以不当回事的“傻大儿”。一装，

就是这么多年。入秋之后，一封从县城送来的急信，打破了小院的平静。陈老爷，病重。

陈泽当天就动身去了县城。七天。他只离开了七天。七天后回来，他带回了陈老爷的灵柩，

和一枚半旧、却象征着陈家全部权力的印章。没有人知道，那七天里，

在县城那座深宅大院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所有人只知道。

从前那个人人可以当面嘲笑“傻大儿”的少年，不见了。回来的，是陈泽。他用三天时间，

清理门户，把藏在陈家内部、吃里扒外的蛀虫一一拔除。用七天，重新盘活所有钱庄，

稳住银根。只用一个月，收回江南七县所有失控的铺面。徽州府的商道上，

开始疯传一个名字。陈泽。从前人人轻视的傻子，如今坐在陈家正堂的太师椅上，一身素衣，

眉眼沉静，目光扫过之处，再没有人敢抬头直视。他手段狠，心思深，眼光毒，

做事滴水不漏。昔日嘲笑他的人，如今连大气都不敢喘。可只有我知道。

这位让整个江南商界闻之色变的陈家掌权人。每天傍晚，还是会准时回后院。蹲在灶台边，

笨手笨脚地择菜，把最嫩的菜尖一一挑出来，码得整整齐齐，献宝一样送到我面前。

好像外面那些惊涛骇浪、权谋倾轧，都与他无关。他只是我的，

那个会把桂花糕留给我、会挡在我身前、会怕我受一点委屈的陈泽。腊月初八。

陈家重新开祠堂，祭祖，告慰先祖。同一天，陈泽下令，补办我和他的婚礼。红绸是新裁的，

铺满一路；窗花是新剪的，红红火火；喜烛是陈九公亲自送来的，足有婴儿手臂粗，

上面雕着并蒂莲，寓意百年好合。老人再不敢直视我，进院门时躬身垂目，

放下烛台就匆匆退走，连一句多余的话都不敢说。喜娘们忙前忙后，替我换上大红嫁衣，

描眉，点唇，梳髻。铜镜里的人，眉眼依旧，

却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刚从水里捞上来、茫然无措的李金瑶。喜娘们退去，

屋子里终于安静下来。陈泽坐在床沿。一身簇新的大红喜服，衬得他眉目愈发分明。

可他从进门到现在，始终低着头，不敢看我一眼，喉结轻轻滚动，攥着膝盖的手，

骨节都泛白。像个紧张到极致的少年。我轻轻开口，叫他的名字：“陈泽。”他猛地抬起头。

烛火摇曳，光影在他脸上明明灭灭，一半明亮，一半沉在阴影里。可那双眼睛，我认得。

是祠堂门口，护着我时的冷。是腊月井水，寒透骨的静。是藏了这么多年，

从未真正傻过的清醒。我伸手，从枕下摸出一样东西。一柄柳叶刀。这是我特意去县城铁铺，

找老师傅打的。我亲手画了图样，一寸一寸，照着我曾经用惯了的手术器械打磨，

刀柄缠着防滑的棉线，刀身薄得能透光，锋利无比。在红烛映照下，

刀刃折出细碎而危险的光。陈泽看见刀的那一刻，整个人都定住了。我慢慢起身，

一步步走近他。刀刃轻轻抬起，抵在他喜服的领口。我看着他，忽然轻笑一声，

声音又轻又软，却带着一丝不容错辨的锋芒。“夫君。

”“让我检查检查——”刀尖微微用力，挑开他领口的盘扣，冰凉的刀刃，轻轻落在他心口，

不轻，不重，恰好能让他清楚感觉到。“你是真傻，还是假傻。”烛花“噼啪”一声爆开。

火光跳了一跳。他垂眸，看着胸口那柄锋利的柳叶刀，没有躲，没有挡，没有推开。

再抬起眼时，瞳仁里，清清楚楚映着两簇小小的烛火。亮得惊人。然后，他慢慢抬起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