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扬布库的第一记警钟
1976年8月26日，扎伊尔（今刚果民主共和国）赤道省，本巴区，扬布库教会医院。
雨季刚过，雨林里的湿气像一层黏腻的薄膜，裹着这座只有120张床位的小医院。红瓦白墙的建筑藏在油棕树和芒果树之间，院门口的木牌被雨水泡得发涨，上面的“YAMBUKU MISSION HOSPITAL”字迹斑驳。
医院里只有三位欧洲传教士医生，十名当地护士，以及五支反复消毒、反复使用的玻璃注射器——这是当时整个医院最核心的“精密设备” 。
下午三点，42岁的马巴洛·罗卡拉被妻子扶着，走进了门诊室。他是扬布库教会学校的校长，一周前刚结束为期两周的北部自驾行程，沿途买过烟熏猴肉和羚羊肉充饥 。
“医生，他发冷发烧，浑身疼得睡不着。”妻子的声音带着哭腔。
值班的比利时医生让·范·赫克低头看了看登记簿，在热带非洲，这种症状十有八九是疟疾。他没多想，让护士取来氯喹和退烧药，用那支磨得发亮的金属针头，给马巴洛打了一针 。
“回去休息，烧退了就没事了。”范·赫克挥挥手，又招呼下一个病人。
马巴洛的体温确实降了两天。可到了8月30日，他的病情突然急转直下。
剧烈的头痛像被钝器反复敲击，腰背和肌肉的酸痛堪比骨折，紧接着是止不住的恶心与腹痛。妻子再次把他送回医院时，他已经开始呕吐，呕吐物里带着淡淡的血丝。
范·赫克这才意识到不对劲。他给马巴洛做了检查，发现对方的牙龈在渗血，手臂上出现了针尖大小的出血点，血压低得吓人。他怀疑是急性痢疾或败血症，立刻安排输液，用上了医院仅有的青霉素。
但一切都是徒劳。
9月6日凌晨，马巴洛·罗卡拉在病床上停止了呼吸。他死前的最后一刻，鼻子、嘴巴、肛门都在流血，皮肤下的瘀斑连成了大片的紫黑色，像一张恐怖的网，覆盖了他的全身 。
范·赫克从业二十年，从未见过这样的死法。他在病历本上写下“不明原因出血热”，心里升起一股强烈的不安。
这份不安，很快变成了绝望。
8月28日，也就是马巴洛首次就诊后的第二天，医院门诊登记册上出现了第二个奇怪的病人——一名成年男性，症状是鼻出血、血性痢疾和高烧，住院两天后擅自离开，从此杳无音信 。
9月上旬，扬布库教会医院的病人开始成批倒下。
第一个倒下的是护士露西亚。她是给马巴洛打针、擦身的人，9月5日出现症状，9月8日就死了，死状和马巴洛一模一样。
接着是护士玛丽，然后是负责清洗病房床单的女工阿依莎。
9月12日，范·赫克医生也开始发烧。他躺在自己曾经诊治病人的病床上，看着自己的双手慢慢出现瘀斑，最终在9月18日，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短短三周，扬布库教会医院的13名医护人员，已有8人死亡。
医院里乱成了一锅粥。活着的护士们不敢再靠近病房，病人家属们堵在门口，哭喊声、咒骂声、哀求声混在一起。有人冲进病房抢人，有人把死去的亲人直接抬回村里，还有人坚信这是巫师的诅咒，在医院门口点燃了茅草，跳起了驱邪的舞蹈。
死亡，像一场失控的野火，从扬布库教会医院开始，迅速蔓延到周边的村庄。
延东吉村，马巴洛的家乡，最先遭殃。他的妻子、两个孩子、三个兄弟姐妹，相继出现高烧出血症状，不到十天，全家七口，无一生还。
邦巴村，一个只有五十户人家的小村庄，因为有人参加了马巴洛的葬礼，最终有32人死亡。
雨林深处的消息传得慢，但恐惧传得快。人们封死了自家的门窗，把病人锁在屋里，任由他们在痛苦中死去。有的村庄甚至集体逃亡，把一座座空村留给了死神。
1976年9月中旬，一封紧急电报从扬布库发出，穿过雨林，越过刚果河，最终抵达了扎伊尔首都金沙萨的卫生部。
电报上只有一句话：“扬布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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