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岁，我辞了东北铁饭碗，带全家闯南京

我叫陈建军，今年38岁，在东北这座三线小城的体制内，做了15年的科员。

2022年的冬天，雪下得格外大，鹅毛似的飘了整整三天，

把单位办公楼前的水泥路盖得严严实实，踩上去咯吱作响，像极了我这15年，

一步一步踩在既定轨道上的人生。那天是我38岁生日，办公室里暖气管子烧得烫手，

同事们凑在一起聊着晚上去哪聚餐，领导在隔壁办公室开着永远开不完的会，

画着永远画不圆的饼。我坐在靠窗的工位上，指尖划过电脑屏幕上万年不变的报表，

目光却落在了办公桌最底层的抽屉里。那里锁着一张一年前的高铁票，起点是这座小城，

终点是南京。还有一本翻得卷边的笔记本，

里面记满了南京的落户政策、学区划分、房价走势，

甚至连哪个区的老小区房租便宜、哪个菜市场的菜新鲜，都写得清清楚楚。没人知道，

这个在单位里守规矩、不吭声、永远是最不起眼的螺丝钉的陈建军，

心里藏着一个疯了一样的念头——辞掉这个人人羡慕的铁饭碗，带着老婆孩子，

举家迁到南京。同事拍了拍我的肩膀，笑着喊：“建军，想啥呢？晚上生日局，一起去啊！

”我勉强扯出个笑，摇了摇头：“不了，家里老婆孩子等着呢。”同事撇了撇嘴，没再劝，

转身跟着人群走了。办公室里很快就空了，只剩下我一个人，还有窗外不停歇的雪。

我打开抽屉，拿出那张高铁票，指尖摩挲着票面上“南京南”三个字，

心脏突然不受控制地跳了起来。15年了。从23岁大学毕业考进这个单位，

我就成了父母嘴里最有出息的孩子，亲戚眼里最安稳的榜样。铁饭碗，旱涝保收，朝九晚五，

周末双休，这辈子不用愁吃喝，不用怕失业。可只有我自己知道，这15年，

我是怎么过来的。每天早上七点半出门，八点准时到单位，擦桌子、打水、开电脑，

做着重复了一万遍的报表，开着没有任何意义的会议，听着领导翻来覆去的动员和画饼。

中午在单位食堂吃寡淡的饭菜，下午继续重复上午的工作，五点半准时下班，

回家吃饭、陪孩子写作业，然后睡觉。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我的人生，

像一杯温吞的白开水，没有波澜，没有惊喜，甚至连一点味道都没有。一眼就能望到头，

直到退休，直到老死，都不会有任何变化。温水煮青蛙，我就是那只青蛙。

前几年还觉得安稳，可过了35岁，我越来越慌。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头发开始白了，

肚子起来了，眼神里没有光了，只剩下麻木和疲惫。我才38岁，难道就要这样，

一辈子困在这个小城里，困在这个工位上，直到死吗？南京这个念头，不是一时兴起。

那是我年少时的梦想。高考那年，我第一志愿填的是南京的大学，差了三分，落榜了，

最终留在了东北。南京这两个字，就成了我心里的一根刺，一个没完成的梦，藏了快二十年。

一年前，我借着单位出差的机会，去了一趟南京。走出南京南站的那一刻，

盛夏的风裹着湿热的气息扑面而来，路两旁的梧桐树遮天蔽日，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

落在地上，碎成一片一片的金光。秦淮河的水悠悠地流着，老门东的青砖黛瓦，

夫子庙的人间烟火，还有街头巷尾的鸭血粉丝汤、盐水鸭的香气，一下子就撞进了我的心里。

那一刻我就知道，我完了。我不想走了。出差回来的这一年，我像个偷东西的贼，

偷偷查资料，偷偷攒钱，偷偷做着所有的准备。我不敢跟任何人说，包括我的老婆李梅。

我怕她觉得我疯了，怕她不同意，更怕我自己只是一时冲动，辜负了她和孩子。

那天晚上下班，我揣着那张高铁票，回了家。家里暖融融的，李梅正在厨房做饭，

抽油烟机嗡嗡地响着，飘出来酸菜炖排骨的香气。儿子陈诺坐在客厅的书桌前，

写着四年级的作业，笔尖在本子上沙沙地响。这是我安稳的家，是所有人都羡慕的日子。

我换了鞋，靠在厨房门口，看着李梅忙碌的背影。她今年36岁，在本地一家私企做行政，

温柔又坚韧，跟了我十几年，没享过什么大福，也没受过什么大罪，安安稳稳地跟着我，

守着这个家。我张了张嘴，那句话在喉咙里滚了无数遍，最终还是没说出来。吃饭的时候，

陈诺突然抬起头，眨着眼睛说：“爸爸，我们班同学暑假去南京旅游了，说南京有梧桐树，

有秦淮河，还有好多好吃的，我也想去。”我手里的筷子顿了一下，心脏猛地一跳。

李梅笑着摸了摸儿子的头：“等放暑假了，爸爸妈妈带你去好不好？”陈诺欢呼了一声，

扒了一大口饭。我看着他们母子俩，心里的那个念头，像疯了一样的野草，

瞬间长满了整个心房。那天晚上，等陈诺睡着了，我坐在卧室的床边，把那张高铁票，

还有我记了一年的笔记本，都放在了李梅面前。李梅看着桌上的东西，又看了看我，

脸上的笑容慢慢收了起来，没说话，就那么静静地看着我。我深吸了一口气，声音都在抖，

像是在等待审判：“梅子，我想辞掉工作，带你们去南京生活。”我以为她会骂我疯了，

会跟我吵，会说我不顾家。可她没有。她只是拿起那个笔记本，一页一页地翻着，

看了很久很久。笔记本里，不仅有南京的各种政策，还有我算的账：我们俩这些年攒的存款，

够我们在南京不工作生活一年；我查了南京的文职岗位，以我的工作经验，

就算找不到太好的，也能找个基础的工作；李梅会做烘焙，南京的社区烘焙店很火，

她完全可以做；还有陈诺的上学问题，我也查好了，只要落户，就能上公立小学。

我准备了一年，把所有能想到的困难，所有能做的准备，都做了。李梅翻完了最后一页，

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泪光。她问我：“建军，你想了多久了？”我说：“一年了。

从南京出差回来，就开始想了。”她又问：“你怕不怕？”我笑了笑，

笑得比哭还难看：“怕。我怕找不到工作，怕孩子不适应，怕你们跟着我受苦，

怕最后落得个两头空。可我更怕，我这辈子就这么过去了，等我老了，躺在病床上，

后悔当年没敢迈出这一步。”李梅沉默了半晌，然后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手。她的手暖暖的，

带着常年做家务的薄茧。她说：“陈建军，我跟你过了十几年，你什么样，我最清楚。

你不是冲动的人，你既然敢把这个本子拿给我看，你就已经想好了所有的路。

”“别人都说铁饭碗安稳，可我知道，这十几年，你过得不开心。你眼里的光，早就没了。

”“不就是南京吗？去就去。大不了，我们从头再来。就算最后混不下去了，大不了再回来。

我们俩有手有脚，饿不死。”那一刻，我看着李梅的眼睛，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

我活了38年，最幸运的事，不是考上了体制内，不是有了铁饭碗，是娶了李梅。那天晚上，

我们俩相拥着，聊了一夜。聊我们年少时的梦想，聊我们未来的日子，聊可能遇到的困难，

聊南京的梧桐树，聊我们一家三口的未来。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两个中年人，

决定为自己活一次的，孤注一掷的勇敢。决定了，就开始做。最难的，不是做准备，

是跟父母坦白。我爸妈都是退休工人，一辈子信奉的就是“安稳”两个字。在他们眼里，

体制内的工作，就是天，是铁饭碗，是这辈子的保障。辞掉它，无异于大逆不道，

无异于疯了。果然，周末回父母家，我跟他们说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我爸当场就摔了碗，

瓷碗碎在地上，酸菜汤溅了一地。他指着我的鼻子，气得浑身发抖：“陈建军！

你是不是疯了？！38岁的人了，上有老下有小，你辞掉铁饭碗，

带着全家去千里之外的南京？你脑子进水了？！”我妈坐在旁边，眼泪不停地掉，

哭着说：“建军啊，妈求你了，别作了。这工作多少人挤破头都进不去，你怎么说辞就辞？

你走了，我和你爸怎么办？孩子上学怎么办？你们在那边无亲无故的，

受了委屈都没地方去啊！”我坐在那里，任由他们骂，任由他们哭，一句话都没反驳。

我知道他们是为了我好，知道他们怕我受苦，怕我摔跟头。可我还是说：“爸，妈，

我知道你们担心我。可我在这个单位，待了15年，我过得不开心。我才38岁，

我不想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我想给梅子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想给诺诺一个更开阔的眼界，

也想给自己，一个圆梦的机会。”“我准备了一年，所有的路都想好了，不是一时冲动。

就算最后真的不行，我也有能力，把全家安全带回来。”我爸气得摔门进了卧室，

我妈哭了一晚上，没再跟我说一句话。那天从父母家出来，李梅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没说话。

我抬头看了看天，东北的冬天，天灰蒙蒙的，雪又开始下了，落在我的脸上，冰凉刺骨。

我知道，这条路，从一开始，就注定不好走。亲戚朋友知道了这件事，都觉得我疯了。

发小找我喝酒，一杯接一杯地灌我，骂我：“建军，你是不是脑子有病？铁饭碗你说扔就扔？

南京那地方，是我们这种普通人能待的吗？房价高，消费高，你无亲无故的，去了喝西北风？

”“你上有老下有小，你赌得起吗？万一输了，你老婆孩子跟着你喝西北风？

你对得起他们吗？”我喝了一口酒，辣得嗓子疼。我说：“我知道难。可我更怕，我这辈子，

连赌一次的勇气都没有。”发小看着我，叹了口气，没再劝，只是往我手里塞了一个红包，

说：“这是兄弟一点心意，到了那边，实在混不下去了，就回来，兄弟永远在。

”单位的同事知道了我要辞职，更是炸开了锅。有人羡慕，说我有勇气，

敢跳出舒适圈；有人嘲讽，说我不知天高地厚，早晚要摔跟头；有人等着看我的笑话，

说我不出半年，就得灰溜溜地回来。领导找我谈了三次话，从升职加薪，到画饼承诺，

再到最后的警告，说我走了，就再也回不来了。我说：“领导，我知道。我不后悔。

”2023年的开春，东北的雪还没化完，我把写好的辞职报告，放在了领导的办公桌上。

领导看着我，最终还是叹了口气，在上面签了字。走出单位大门的那一刻，

我回头看了一眼这座我待了15年的办公楼，心里五味杂陈。没有想象中的轻松，

也没有想象中的激动，只有一种沉甸甸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15年的青春，

15年的安稳，在这一刻，彻底画上了句号。我把老家的房子挂到了中介出租，

断了自己所有的后路。收拾行李的时候，我看着这个住了十几年的家，

看着墙上陈诺从小到大的奖状，看着厨房里李梅用了十几年的锅碗瓢盆，

眼泪还是忍不住掉了下来。李梅从背后抱住我，轻声说：“没事的，建军。有我们在的地方，

就是家。”陈诺也跑过来，抱着我的腿，仰着小脸说：“爸爸，我们去南京看梧桐树！

我不怕！”我蹲下来，抱着我的老婆，我的孩子，心里的那点忐忑和不安，瞬间就被填满了。

是啊，有他们在，哪里都是家。2023年3月，我们一家三口，拖着三个大大的行李箱，

登上了从东北开往南京的高铁。火车开动的那一刻，我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东北大地，

看着越来越远的家乡，心里默念：再见了，我的前半生。南京，我们来了。

高铁开了整整一天一夜，第二天早上，终于抵达了南京南站。走出高铁站的那一刻，

湿热的风扑面而来，裹着梧桐树的清香，还有江南独有的、温润的水汽。路两旁的梧桐树，

比我记忆里的还要高大，枝繁叶茂，像一把把巨大的伞，遮住了整个天空。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落在地上，碎成一片一片的金光。陈诺趴在行李箱上，

瞪着大眼睛，看着周围的一切，嘴里不停地惊呼：“哇！爸爸！妈妈！好多梧桐树啊！

好高啊！”李梅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手心全是汗，眼睛里有紧张，也有期待。

我深吸了一口气，看着这座陌生的城市，心里既忐忑，又激动。我们来了。可这座城市，

会接纳我们吗？我们第一晚住的是高铁站附近的廉价酒店，房间很小，隔音很差，

隔壁说话的声音听得一清二楚。晚上，陈诺突然发起了高烧，小脸烧得通红，

迷迷糊糊地喊着奶奶。我和李梅都慌了。我们在南京，人生地不熟，

连附近的医院在哪都不知道。已经是深夜了，外面下着小雨，我背着陈诺，李梅撑着伞，

在陌生的街道上跑着，找了半天，才找到一家24小时的社区医院。

挂号、排队、量体温、抽血、输液，折腾了整整一夜。看着输液管里一滴一滴往下掉的药水，

看着陈诺苍白的小脸，李梅靠在我的肩膀上，偷偷地抹眼泪。我抱着她，

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那一刻，我第一次怀疑自己：我是不是真的疯了？我带着老婆孩子，

千里迢迢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到底是为了什么？放着好好的安稳日子不过，

来这里受这份罪？可看着怀里的妻儿，我又咬了咬牙。开弓没有回头箭。陈建军，你选的路，

跪着也要走完。陈诺的烧退了，可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租房。我们的预算有限，

想租个离学校近、价格合适、两室一厅的房子，太难了。我们找了个中介，

中介带着我们看了一套又一套房子。要么价格太高，超出预算；要么房子太破，

环境太差；要么位置太偏，离学校太远。跑了整整一个星期，腿都快断了，

还是没找到合适的房子。更让我们崩溃的是，我们遇到了黑中介。有一套房子，

我们看着很合适，价格也合适，中介让我们先交定金，说帮我们留着，不然就被别人租走了。

我们没多想，就交了五千块定金。结果第二天，中介就联系不上了，电话不接，微信不回，

门店也关了门。五千块，在当时的我们眼里，不是一笔小数目。那是我们省吃俭用攒下来的，

是我们在南京的活命钱。李梅坐在酒店的床上，看着空空的微信对话框，眼泪止不住地掉。

她说：“建军，我们是不是真的不该来？”我坐在她旁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烟一根接一根地抽，烟雾缭绕里，我看着窗外陌生的城市，

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异乡人的无助和绝望。就在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遇到了张阿姨。

张阿姨是我们在老小区里偶遇的房东。那天我们在小区里问有没有房子出租，

正好碰到了下楼扔垃圾的张阿姨。她六十多岁，头发花白，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衫，

脸上没什么表情，看着冷冷的，不好相处的样子。她上下打量了我们半天，

问：“你们是东北来的？一家三口，要租房子？”我点了点头，赶紧把我们的情况跟她说了，

没隐瞒我们刚到南京，被骗了定金，预算有限的事。张阿姨听了，没说话，转身就走，

说：“跟我来吧，我有套房子，看看你们合不合心意。”她的房子在老小区的一楼，

两室一厅，房子不大，有点旧，但是收拾得干干净净，有个小小的院子，

院子里还种着一棵桂花树。离陈诺能上的小学，走路只要十分钟。最重要的是，

房租比我们之前看的，便宜了整整五百块。我和李梅都不敢相信，问她：“阿姨，这房子，

真的租给我们？”张阿姨靠在门框上，冷冷地说：“先试住一个星期，你们要是爱干净，

不吵不闹，就租。要是不爱惜房子，立马搬走。”我们当场就定了下来。后来我们才知道，

张阿姨的子女都在国外，她一个人独居，这套房子之前租给过几个年轻人，

把房子造得乱七八糟，她就再也不愿意租给别人了。那天看到我们一家三口，背着大包小包，

一脸疲惫却干干净净的样子，才动了心思。试住的一个星期，

我们把房子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李梅还帮张阿姨收拾了她住的楼上的房子，

做了东北的酸菜饺子给她送过去。张阿姨嘴上没说什么，可每次看到我们，脸上的冷意，

都少了几分。一个星期后，我们签了租房合同。张阿姨不仅给我们降了房租，

还跟我们说：“水电网都给你们用，坏了就跟我说，我找人修。在南京，有什么难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