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桌上的暗语一个女地下党的潜伏岁月

1.南京19431943年的南京，热得能把人蒸熟。秦淮河边的柳树蔫头耷脑地垂着，

知了叫得人心烦。街上行人不多，偶尔有日本兵列队走过，皮靴踏在青石板上，咔咔响，

刺耳得很。路边的店铺大多半开着门，伙计倚在门框上打盹，也没什么生意。这年头，

谁还有心思逛街？我坐在“聚贤茶楼”二楼靠窗的位置，手里捏着把团扇，

有一下没一下地扇着。穿一身月白旗袍，头发烫成时兴的卷，

耳朵上坠着两粒珍珠——这副行头，是我来南京前组织上特意置办的，

说是要像个有钱人家的太太。旗袍是上海最时兴的款式，珍珠是真正的东珠，花了大价钱。

组织上说，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该花的钱一分不能省。窗外有个卖花的女孩经过，

篮子里的白兰花码得整整齐齐，用湿布盖着，香气飘上来，淡淡的。

女孩穿着打了补丁的蓝布衫，赤着脚，脚上全是泥。她抬头看了看茶楼，想进来又不敢，

犹豫了一下，走过去了。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想，她才多大？十五？十六？这乱世，

活着不容易。茶楼里人不多，稀稀拉拉坐着几桌。靠墙角那桌坐着两个穿长衫的中年人，

压低声音说话，时不时警惕地四处张望。另一桌是个穿西装的男人，独自喝着茶，

翻着一份报纸。报纸是《南京新报》，汪伪的机关报，

头版上印着“大东亚共荣”之类的鬼话。我收回目光，继续看着窗外。来南京三年了。三年，

一千多个日夜。我学会了说南京话，学会了打麻将，学会了跟那些官太太们家长里短。

我学会了笑，笑得恰到好处，不卑不亢。我学会了装傻，装得天真无邪，人畜无害。

可我心里一刻也没忘，我是谁，我来这里干什么。“沈太太，您等的陈太太来了。

”茶房上来通报。我点点头，把团扇放下，脸上立刻浮起得体的笑容。陈太太姓周，叫周慧，

是南京商会会长陈德明的三姨太。这女人三十出头，生得白白净净，一双丹凤眼会说话，

打起麻将来更是好手。我来南京三个月，最大的收获就是通过她打进了南京上层太太的牌局。

周慧身后还跟着两个女人——张处长家的二太太李淑芬，李行长家的大女儿李雪茹。

“茯苓姐，让你久等了。”周慧提着裙摆上楼，脸上带着歉意的笑，

“路上遇到日本人的哨卡，查了半天。”“哪里哪里，我也是刚到。”我笑着站起来，

招呼她们坐下，“快坐快坐，喝口茶歇歇。”茶房端上茶点，瓜子花生蜜饯，摆了满满一桌。

李淑芬从包里掏出一副麻将牌，哗啦一声倒在桌上。这是我们的规矩，谁赢了谁请茶，

但牌是固定的。李淑芬这副象牙牌，据说是她公公从北平带来的，民国初年买的，

值老鼻子钱了。牌面已经磨得发亮，摸上去温润如玉。“来来来，开始开始。”李雪茹年轻，

性子急，已经开始码牌了。她今年才二十一岁，是李行长唯一的女儿，娇生惯养，

不知人间疾苦。我坐下来，手碰到那些象牙牌，凉丝丝的。

这是我来南京后的第一百二十七场麻将。2.牌桌上的女人我叫沈茯苓，二十九岁，

公开身份是上海富商沈某的遗孀。这个“沈某”确有其人，是组织上精心挑选的。

他是上海一个做丝绸生意的商人，三年前死于肺病，没有子女，只有一个续弦的年轻妻子。

那位妻子正好在丈夫死后不久也病逝了，组织上就让我顶了她的身份。

所有证件、照片、亲戚关系，都安排得天衣无缝。丈夫死后，

我带着一笔遗产来南京投奔“亲戚”——其实是我真正的上线，以开杂货铺为掩护的老孙。

对外就说，我一个寡妇家，在上海无依无靠，来南京投奔表舅。这种事儿在乱世太常见了，

没人会深究。闲来无事，就靠着打麻将消磨时光。这是组织上给我编的借口。真实的我，

十六岁参加革命，在苏北根据地干过交通员、机要员，来南京前在延安学习了一年情报工作。

三年前接到任务：潜伏南京，等待一个代号“麻雀”的人来接头。“麻雀”是谁？长什么样？

怎么接头？我一概不知。只知道他会来找我，在牌桌上。这是单线联系的最高级别，

为的就是万一我暴露了，供不出任何人。我不知道他，他不知道我，只有特定的暗号能对上。

所以我就天天打麻将，月月打麻将，年年打麻将。一开始我坐不住，手痒心慌，

总觉得浪费时间。我习惯了在根据地的忙碌生活，每天送信、开会、学习，

哪有闲工夫坐这儿摸牌？可后来我明白了，这是最好的掩护。那些官太太、商太太、军太太，

谁会在意一个整天只知道打麻将的寡妇？谁会怀疑一个连报纸都懒得看的女人？在她们眼里，

我就是个没心没肺的牌搭子，赢了钱高兴，输了钱也高兴，从不打听不该打听的。牌桌上，

我听她们聊。“我家老张说了，日本人最近在调兵，好像要去苏北扫荡。

”李淑芬一边出牌一边说。“是吗？那可别打到南京来。”周慧皱眉。“不会的，

南京是日本人老窝，他们自己得守着。”李淑芬压低声音，“我听老张说，

这次扫荡规模不小，要把那一带彻底清理一遍。”我摸了一张牌，三万，随手打了出去。

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翻江倒海。这可是重要情报。李雪茹年轻，对这些不感兴趣，

插嘴道：“哎哎哎，别聊那些了，烦不烦？打牌打牌，我这把要胡了。

”李淑芬的丈夫是伪政府物资统制局的处长，最清楚粮食、棉花的动向。

周慧的丈夫是商会会长，跟日本人做生意，能听到很多风声。就连李雪茹，别看年纪轻，

她爹是银行行长，给日本人做事，消息也灵通。这些话，她们当着我的面说，毫不避讳。

因为在她们眼里，我就是个牌搭子。可她们不知道，我说的每句话、每个表情、每张牌，

都在传递消息。赢牌时笑，是“情况正常”。输牌时叹气，是“有情况，但不大”。

故意点炮，是“有重要情报，尽快接头”。至于那牌本身，更是一门学问。摸到一万，

是“暂无异常”。摸到八筒，是“日伪有行动”。摸到发财，是“组织是否安全”。

最关键的牌，是白板。白板代表“危险，速离”。三年来，我只摸过一次白板。

那是1942年秋天，一个牌友无意中说起，

日本人的特务机关最近在追查一个“女地下党”，据说会打麻将。我那天手一抖，

牌掉在地上。捡起来一看，是白板。我借口身体不适，提前散了牌局。

回家后连夜销毁了所有可能暴露身份的东西，

包括几张和根据地来往的密信、一个备用的假证件、一件用来伪装的衣服。我把它们剪碎，

混在煤灰里烧掉，灰烬倒进秦淮河。那几天我坐立不安，随时准备撤离。后来才知道，

是虚惊一场——他们追查的是另一个潜伏同志，那人已经被捕牺牲了。我不认识他，

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我听说了他的事。他被捕后受尽酷刑，一个字都没说。

最后被敌人残忍杀害。我活了下来，继续打麻将。3.新牌友1943年7月，

牌桌上来了个新人。那天特别热，太阳晒得柏油路都软了。我摇着团扇，

汗还是不停地往下流。周慧来得晚，身后跟着个年轻姑娘。“这是我表妹，林婉儿，

从上海过来投奔我。”周慧介绍道，“在上海待得无聊，带她出来散散心。

”林婉儿二十出头，长得水灵灵的，白白净净，说话轻声细语，一看就是大家闺秀。

穿着淡绿色的旗袍，头发简单地挽起来，耳朵上戴着一副小巧的珍珠耳钉。

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看着就让人喜欢。“林小姐会打麻将吗？”李淑芬问。“会一点，

打得不好，姐姐们多担待。”林婉儿笑了笑，坐在我下家。她的声音软软糯糯的，

带着点上海口音。牌局开始。我一边码牌，一边打量她。这姑娘手白，细，不像干过活的。

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涂着淡粉色的蔻丹，一看就是养尊处优的小姐。但她的指甲剪得很短，

指甲缝里干干净净——上海来的小姐，指甲应该留得长些，才好显出手上的戒指。

她没戴戒指，也没戴镯子，光秃秃的。她摸牌的动作很慢，出牌却很快。

我注意到她出牌时有个小动作——拇指在牌面上轻轻一蹭，像是要摸清牌的花纹。一下，

两下，然后才打出去。这个动作，让我心里咯噔一下。那是延安培训时，教官教的摸牌手法。

盲人摸牌用的，正常人不学这个。教官说，这手法可以用来在黑暗中传递信息，

也可以用来识别特制的暗号牌。我抬头看了她一眼。她正低头看牌，睫毛长长的，垂下来，

像两把小扇子。没发现我在看她。那天我输了三块大洋，林婉儿赢了五块。散局时，

她笑着说：“沈姐姐牌技好，今天是我运气好。”我笑了笑，没接话。回家后，我一夜没睡。

她是“麻雀”吗？如果是，为什么接头方式这么明显？如果不是，她为什么会有那个动作？

难道她也是潜伏的同志？可组织上没说过还有别人。窗外月光很亮，照在床前，白花花的。

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那个蹭牌的动作。第二天，我去找上线。

我的上线是开杂货铺的老孙，公开身份是卖酱油醋的小贩。铺子在一条小巷子里，又小又破，

柜台上一层灰。老孙五十多岁，佝偻着背，成天咳嗽，看着就是个快死的老头。

没人会注意他。我以买醋为名，把林婉儿的情况告诉他。一边挑醋一边说，声音压得很低。

老孙咳嗽了两声，慢悠悠地说：“继续观察，不要轻举妄动。

”“万一她是……”“没有万一。”老孙打断我，“等她自己亮身份。如果不是，

你多问一句就暴露了。如果是，她会再找你的。”我点点头，提着醋瓶子走了。就这样，

我又跟林婉儿打了三场麻将。每次她都坐在我下家，每次她都赢钱。她话不多，

只是安静地打牌，偶尔说几句上海的趣事。说她家住的弄堂，说她在上海吃的点心，

说她和姐妹们去逛街。听上去就是个无忧无虑的富家小姐。但我注意到，

她的眼睛总是在观察。她看李淑芬，看周慧，看李雪茹。那目光一闪而过，不是普通的好奇，

是审视。第三场麻将结束后，她突然说：“沈姐姐，我手气不好，输了好多钱。

能不能借一步说话？”李淑芬她们已经走了，茶楼里只剩我们俩。茶房在楼下收拾，

楼上静悄悄的，只有窗外传来的蝉鸣。我看着她，心跳得厉害。“什么事？

”她从包里掏出一个东西，放在桌上。是一张麻将牌。白板。“沈姐姐，”她轻声说，

声音压得极低，“我等了你三年。”4.真正的任务我看着那张白板，愣了好几秒。

三年的等待，三年的煎熬，三年的提心吊胆。无数个夜晚，我躺在床上想，麻雀什么时候来？

会不会永远不来了？会不会我已经暴露了，他们故意不联系我？现在，她终于来了。

“你……”我开口，声音有点抖。“别说话，听我说。”林婉儿收起那张白板，坐到我旁边，

“时间不多，我长话短说。”我点点头。“组织上认为，你在南京潜伏三年，

已经站稳了脚跟。”她说，“这三年你做得很好，没有暴露，没有引起怀疑，

还打进了太太圈。现在需要你做一件事。”“什么事？”她从贴身衣服里掏出一张纸条，

递给我。纸条叠得很小，只有指甲盖大，被汗浸得有点潮。我展开，

上面只有八个字：“获取敌军扫荡计划。”我愣住了。敌军的扫荡计划，是最高军事机密。

据说只有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和汪伪政府极少数高层知道。我一个打麻将的寡妇，

怎么弄得到？“我做不到。”我实话实说，“我接触的都是太太们，她们丈夫再厉害，

也碰不到这种机密。”林婉儿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东西。“不是让你去偷，

是让你去听。”“听？”“有个日本军官，叫山本一郎，是扫荡计划的参与者之一。

”林婉儿压低声音，“他是华中派遣军参谋部的，专门负责行动策划。

他有个癖好——爱打麻将。”我心头一跳。“每周三晚上，他都会去南京俱乐部打牌。

跟他打牌的，有汪伪的高官，也有商人。”她顿了顿。她看着我。

“我们已经安排了一个人进去。但他需要有人配合，在牌桌上传递消息。这个人的身份特殊，

不能长时间留在牌桌上，需要有人接替他。”“那个人是谁？”“你认识的。”林婉儿说，

“周慧。”我愣住了。周慧？那个只会说家长里短的商会会长三姨太？

那个输了钱就撒娇、赢了钱就傻笑的女人？“周慧是你们的人？”“是。”林婉儿点点头，

“她潜伏的时间比你长，1940年就进来了。但她身份特殊，不能暴露。所以这些年，

她一直装傻充愣，连你都没看出来。”我沉默了很久。原来这三年，我打麻将的那些人，

都不是我以为的那样。周慧是同志。每个人都戴着面具，在这乱世里演戏。